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政府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鼓励台湾的企业和个人（以下统称台湾投资者）在本市投资，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按照“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台湾投资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下列形式投资：
一、兴办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兴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统称台胞投资企业）。
二、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三、租赁、承包经营。
四、购买企业股票、债券和产权。
五、购置房产。
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开发经营。
七、依照国家规定兴办股份制公司、控股公司。
八、以ＢＯＴ方式投资。
九、国家及本市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四条 台湾投资者在本市兴办的台胞投资企业，除适用本规定外，还可以参照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台湾投资者在本市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以及在本市虽没有设立营业机构，但有来源于本市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也可以参照执行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的投资、购置的资产、工业产权、投资所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并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台湾投资者在本市的活动应当遵守国家及本市的法律、法规。
第六条 对台湾投资者的投资和其他资产不实行国有化。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胞投资企业实行征收时，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七条 台湾投资者投资获得的合法利润、其他合法收人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往境外。
第八条 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限由投资者自行确定；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期限由合资或合作双方协商确定，也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
第九条 台胞投资企业的投资金额不受限制，其中兴办合资经营企业的，其投资比例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5％。
总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台胞投资项目，可适当放宽其注册资本与总投资额的比例。
第十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其投资总额内进口本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以及台胞个人在企业工作期间运进自用的、合理数量的生活用品免缴进口关税、增值税，免领进口许可证。
台胞投资企业购买国家定点企业生产的国产轿车，可免缴进口关税。
台胞投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燃料、散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免缴进口关税，免领进口许可证。
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外，免缴出口关税。
第十一条 台胞投资企业向本市金融机构贷款，可以用本企业资产和权益抵押、担保。
第十二条 台胞投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平衡的，其生产的产品可以适当提高内销比例。
第十三条 经市科委核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台胞投资企业，享受本市规定的有关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十四条 台胞投资企业使用的划拨土地，可以按核定的标准减收20％至30％的土地使用费。
第十五条 鼓励台湾投资者对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的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可以结合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拿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出让给台湾投资者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进行房地产开发；或允许其从事与其投资相关的物业经营。经批准，台湾投资者可向国内外发行基础设施建设
债券。
第十六条 鼓励台湾投资者从事农业综合开发。台湾投资者投资兴办引进培育优良品种，提供保鲜、储藏等新技术和对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企业，企业用地可以按农业用地对待，并允许台湾投资者合资、合作兴办农副产品批发、零售企业。
第十七条 鼓励台湾投资者开发边远山区的国有荒山、荒滩，在土地使用年限和地价上，可以给予优惠。土地使用期限内，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十八条 鼓励台湾投资者收购、租赁、承包或以合资、合作等形式改造亏损企业。允许被改造的亏损企业转产，其产品可以全部内销，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经批准，台湾投资者可以合资、合作兴办改造亏损企业的投资公司。
第十九条 经批准，台胞投资企业可以与本市商业零售企业联营兴办商业零售企业；台湾投资者可以在本市合资、合作兴办连锁店和超级市场，并可以经营商品进出口业务。
第二十条 经批准，台湾投资者可以与本市金融或有关专门机构合资、合作设立“高技术风险基金”。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台湾金融机构、财团或所属关联企业可以在本市申请设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二十二条 台湾投资者本人和台胞投资企业所聘的台湾雇号及其亲属，可以申请办理多次入出境证件。
第二十三条 台湾投资者在本市投资，可以委托在大陆的亲友作为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
第二十四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购买本市各城建开发公司销售的商品房，也可以申请自建办公及职工住宅用房。
第二十五条 台湾投资者本人及台湾雇员的子女可以在本市入托入学。经批准，其在大陆的非本市亲属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在本市远郊区、县落户。
第二十六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本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办理法律、会计事务，按对国内企业收费标准收费。
第二十七条 台湾投资者本人、台湾雇员及其亲属、子女凭公安机关办理的暂住手续，在市内游览、住宿、医疗，可以享受与本市市民同等付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本市的投资项目因履行合同发生的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应当尽可能经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
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0月24日
宪法价值冲突的原因
本文作者：丛彦国

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原因究竟有哪些，则因视角的不同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宪法价值冲突的原因包括主体原因、社会原因与其他原因。

一、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原因
从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方面来考察，应该认为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
宪法价值主体相当广泛，公民、国家、国家机关、民族、政党、利益集团等都是宪法价值主体。而国家机关中又包括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从宪法实践的角度看，宪法价值主体包括着宪法的制定主体、修改主体、宪法的适用主体、宪法的遵守主体、宪法的监督主体等。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宪法价值冲突的产生就难以避免。
宪法价值的主体并不只是静态的，他们除了有静态的角色分配以外，还有动态的角色变换。宪法的制定主体、修改主体、适用主体、遵守主体、监督主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别。价值主体社会角色的变换也是价值主体多元性的重要表现。它们可以使同一主体因不同的角色而产生自身的宪法价值冲突或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
（二）宪法价值主体的多样性
宪法价值主体的多样性源于宪法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宪法关系主体主要包括公民、国家与其他主体。其中公民又包括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国家在宪法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表现的，而这些国家机关又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其他主体主要有政党、社会团体、民族，等等。此外，外国人、无国籍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宪法关系的主体。[1]
这些宪法关系主体中包含着不同的群体与个体，群体中的每一个单元都有各自不完全相同的规模、范围、大小、级别、类别、地位、作用、性质、隶属、构成，等等；个体中的每一个单元都有不尽相同的经济收入、心理状态、政治态度以及性别、年龄、出身、道德、文化，等等。不同的宪法关系主体、宪法价值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愿望、价值要求、价值标准和价值满足感，这就必然导致在宪法价值上的相互矛盾与冲突。
（三）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层次性
根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可以将宪法价值主体化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就包括阶级与阶层的划分。就阶级与阶层方面来说，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宪法价值主体具有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念，因此，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层次性也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法国，是由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受理行政案件，普通法院只受理民事与刑事案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阶级、阶层的对立。在法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政府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也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封建阶级控制着法院，因此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对立情况。大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为了制止司法部门对行政的抵制，他们制定相关法律，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导致日后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2]可见，在法国行政法院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二、宪法价值冲突的社会原因
宪法价值冲突的形成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具体而言，社会需要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与社会条件方面的原因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需要方面的原因
社会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整体，这些人包括人的个体与人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及不同的境况下也会有不同的需要。而且一个人、一个群体也还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情况下存在多种需要。人的需要的多元化决定了受人的需要制约与影响的宪法价值观念必然是多元的。多元的宪法价值观念体现在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宪法适用、宪法遵守、宪法监督等的各个环节上，就必然表现为宪法价值之间的各种冲突。
例如，“徐高案”。1999年7月1日，徐高携家人在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东花园休息等待用餐事，该饭店保安人员以他为非住店客人为由，让他离开。次日，徐高发现该饭店东花园南小门竖有一块仅以中文书写“仅供住店客人使用”的牌子，便与燕莎中心交涉。之后，他以保安人员的行为是对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侵害，东花园以中文书写的牌子侵犯了其民族自尊心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北京燕莎中心赔偿其精神损失5000元（后改为5万元），在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并退回当日用餐时收取的服务费56元。[3]在该案中，原告徐高作为消费者有维护其自身人格尊严、民族自尊心等的价值追求，而被告北京燕莎中心作为经营者有维护其自身经营管理权等的价值追求，二者之间的这种价值冲突就是由于双方社会需要的差异造成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
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社会生活，都可以看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广泛复杂的。从社会生活的主体看，有个人生活、集体生活或群体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内容看，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或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等。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变化、人际交往的频繁而逐步发展，越来越广泛复杂。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构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对宪法价值的认识、理解、愿望、要求等就必然会形形色色，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人们在宪法上的价值冲突就会必然产生。
例如，“钢琴噪音案”。1993年，退休职工司徒阳搬进昆明市政小区一幢居民楼后，带来了两架立式钢琴，她除了自己弹琴外，还向外招收学生进行教学活动。每天早上9点，钢琴声准时响起，除了中午一小段时间外，琴声持续不停，直到深夜。居民们反映：我们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子女多数在校读书，需要安静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长期的琴声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休息和学习，给我们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邻居与司徒阳的矛盾越来越大。2001年4月，住户中的4户代表终于用一纸诉状将司徒阳告上了法庭，在诉讼请求中，住们要求司徒阳“停止钢琴声造成的干扰及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每户200元。”[4]在此案中，原被告双方都有着自己的社会生活，原告方认为他们应当享有安静的生活，而不应受到别人作息时间的影响；而被告认为，自己应当享有自由娱乐的生活，所以自己并无不当。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由于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给人们造成的价值冲突。
（三）社会条件方面的原因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念，从而产生宪法价值冲突现象。例如，“英美社会历史悠久并一脉相承的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育成并体现为其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和法治的原则与制度，并反过来促进了这些原则和制度的实现暨宪政的生成。”[5]这里所谈及的“宪政基因”是指“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宪政基本性质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因素”[6]而这些“社会因素”就应当是指宪政生成的社会条件，也是宪政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条件，这其中包括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两大方面。由于英国、美国具备这种社会条件，所以才有他们的宪政价值观念；而一些国家由于缺少这些社会条件，所以他们缺少宪政价值观念或者存在与宪政价值观念完全相对立的价值观念。
同时，社会条件的变化也会引起宪法价值冲突，这可能是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的发展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体的迁徙、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进行的。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以及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都可能导致宪法上的价值冲突。

三、宪法价值冲突的其他原因
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除了上面所论及的主体原因与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历史、文化、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宪法价值冲突可能因此而得以产生。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宪法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宪法明确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俄罗斯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国家开始走向真正的联邦制国家，这使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俄罗斯中央历来都对于地方享有高度的集权，但是在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与议会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京执政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7]因此，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与冲突紧张化。从宪法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宪法上的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而这一冲突的产生或激化更多的是由于俄罗斯的历史巨变造成的。

四、结语
本章共分四个部分，每部分分别介绍了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一个原因。第一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原因，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社会原因，社会需要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和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也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其他原因，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很多，除了主体原因、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历史、文化、道德、宗教、习俗、法律观念、社会意识等其他方面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相宏，完珉，任俊琳．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93-94
[2]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51-552
[3] 林?矗??窕?救巳ǚ?芍贫妊芯浚?本?罕本┐笱С霭嫔纾?006：678
[4] 刘作翔．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法学，2002（3）：76
[5] 钱福臣．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法学研究，2002（5）：134
[6] 钱福臣．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法学研究，2000（5）：120
[7] 刘春萍，赵微．当代俄罗斯法学通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9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