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植物检疫条例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防止为害植物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植物检疫工作。
　　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森林植物检疫工作。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植物检疫、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各级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业植物检疫机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分别负责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森林植物检疫任务。
　　交通、铁路、邮政、民航、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植物检疫机构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第四条　植物检疫人员依法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和植物、植物产品的生产、收购、加工、经营、存放等场所，实施现场检验或者复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进行疫情调查、监测等；
　　（二）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消毒、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等措施；
　　（三）查阅、摘录或者复制与检疫工作有关的发票、账目、合同、视听材料、原始凭证，收集与检疫工作有关的证据；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五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应穿着植物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出示植物检疫员证和行政执法证件。
　　在植物、植物产品流通、调运量大的车站、港口、集贸市场以及果品、蔬菜、花卉批发市场等，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派驻人员，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第六条　生产、加工、经营种子和苗木等繁殖材料以及在疫情发生区加工、经营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备案。
　　第七条　禁止加工、经营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在疫情发生区加工、经营未经检疫的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
　　第八条　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实施检疫：
　　（一）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运出县级行政区域的；
　　（二）列入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施检疫名单的植物、植物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的；
　　（三）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可能受疫情污染的。
　　第九条　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名单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补充名单，是实施检疫的依据。
　　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省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补充名单。补充名单应协商确定，不得重复。
　　第十条　各级农业、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分别按照国务院和省级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实施检疫。
　　水果、花卉、中药材的检疫，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作出具体规定。植物检疫机构不得重复检疫、重复收费。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对象每三至五年普查一次，重点对象每年调查一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根据普查和调查结果编制本地区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资料，逐级上报；对于新发现的植物检疫对象，应立即向当地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植物检疫机构报告，不得隐瞒。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新增补充检疫对象的疫情及时发布。
　　全省重大疫情的监测治理和消灭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定的疫区内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严禁运出疫区。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运出疫区的，必须报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调出省外的应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从国外引进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在试种期间，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做好疫情监测工作，发现危险性病、虫、杂草及其他有害生物的，应当及时采取控制、消灭措施，并及时报省植物检疫机构。
　　第十四条　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派人参加当地的木材检查站；发生特大疫情的地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植物检疫检查站，控制疫情传播。
　　第十五条　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按下列程序办理植物检疫手续：
　　（一）从省外调入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省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或个人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地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托的植物检疫机构根据检疫要求检疫合格，并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准调入。对调入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二）调运出省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省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托的植物检疫机构根据调入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检疫要求实施检疫，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应加盖省植物检疫机构的检疫专用印章。
　　（三）省内县（市、区）间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调出单位或个人必须向所在地的植物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并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植物检疫机构自受理调运检疫申请之日起，应当于七日内实施检疫，并核发检疫证书。情况特殊的，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七日。
　　第十六条　铁路、交通、民航、邮政及其他从事运输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凭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承运或者收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无植物检疫证书或者货证不符的，不得承运或收寄，并应当及时通知植物检疫机构进行处理。
　　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应随货物或邮单、货运单寄运，最后递交调入单位或个人。调入单位或个人应将植物检疫证书（正本）保存二年备查。
　　第十七条　从外地调入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再次调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的，应重新办理植物检疫手续。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向海南省南繁基地托运、邮寄或自带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须经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后报省植物检疫机构核签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九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地区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繁育、生产基地，应当实施产地检疫。种子、苗木的生产、繁育单位或个人应密切配合。种子、苗木生产、繁育单位和个人应在种植十五日前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经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后，方可种植。植物检疫机构应在接到申请七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十条　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母树林基地。建立繁育基地应当符合检疫要求，并提前报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审核。
　　第二十一条　农林院校、科研、种苗繁育等单位或个人研究、试验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必须经当地植物检疫机构产地检疫合格后，方可试种。
　　第二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国家禁止进境的除外）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对外签订贸易合同、协议三十日前向省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引进植物在原产地的病虫发生情况；
　　（二）引进后的种植计划；
　　（三）种植地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种植地点审核表；
　　（四）从同一原产地再次引进相同种苗时，应同时提供前次引进种苗种植期间疫情监测报告。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收到引进申请后十五日内进行审批。引进单位或个人应将对外检疫要求，列入贸易合同或科技合作、赠送、交换等协议。
　　第二十三条　从国外引进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应当按负责审批的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和确认的地点进行隔离试种。一年生植物试种期不得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植物不得少于二年。试种期满，经省植物检疫机构认可，方可分散种植。
　　第二十四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加强对本辖区内从国外引进或从省外转口引进种子、苗木的检疫监管，禁止擅自种植未经检疫审批的境外引进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检疫事项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编号、封识的；
　　（三）未按照本条例规定调运、隔离试种或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
　　（四）违反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的；
　　（五）违反规定，加工、经营、试种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或者擅自种植未经审批的国外引进或从省外转口引进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
　　（六）违反规定，承运、收寄无检疫证书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
　　有前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扣留、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植物检疫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铁路、交通、民航、邮政、公安、工商部门有关工作人员拒不配合植物检疫工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比较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植物检疫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植物检疫的各项规定实施检疫和办理审批事项。违反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不按规定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
　　（二）违反规定，重复检疫或重复收费的；
　　（三）不按规定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
　　（四）发现疫情不及时报告或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造成疫情蔓延的；
　　（五）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第二十九条　国内植物检疫证书由省农业植物检疫机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分别按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格式统一印制。
　　第三十条　各项植物检疫收费，由各级植物检疫机构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收取。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８４年８月５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河南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和河南省人民政府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发布的《河南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危害。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异化 司法资源的交易 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韩德强 郝红梅

1、何谓法律方法的异化

1、1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含义
法律方法 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是什么？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在提出这个疑问时，我们已默认法治具有明确、统一、现实的标准，以建立一个明确的论域和平等的对话平台；二是不论如何表述法律方法的定义，我们都可以对适用法律方法的目的本身提出质疑。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我们知道，体系内的目的与方法是可以相互脱节甚至分离的，在法律体系内同样如此。首先是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的滞后性，模式化的方法跟不上变化着的主观目的，使目的与方法相脱节、分离，使得方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受到减损甚至消失，从而破坏、对抗目的的实现。其次，适用法律的主体对法律方法的工具性运用，使得方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带有主观性，非正当目的下的方法操作有可能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价值降至最小值，甚至产生消极性价值。第三，法律方法只能限制、约束，但不能禁止、消除非正当性的目的。法律方法自身的客观性不能完全对抗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同时，非正当性法律目的的产生并不排斥法律方法本身的存在。第四，法律方法本身成立与否不以法律目的的性质为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或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同样可以根据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分析事实、解决纠纷。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成立的。法学理论界、司法实践界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缺，着重分析、探讨之。
在此，我们将这种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而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称之为法律方法的异化 。它是指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司法主体 基于对司法资源进行交易的目的或其他非法治目的，运用法律方法，规避法律、利用法律漏洞，或因错用、误用、借用法律方法，改变或削减司法实践活动的程序公正或结果公正，致使法律方法丧失其所具有的特有属性或积极作用的行为和现象。
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司法的存在状态一般可分为动态的司法活动和静态的司法制度。本文探讨的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主要存在于动态的司法活动过程中，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司法方法的异化 。
1、2法律方法异化与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
法律方法的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依其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发展过程，从理论上可划分为以下层次：司法资源 交易行为——法律方法的异化——司法的方法性腐败——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这种层次性涵盖了以下内容:司法资源的交易行为为法律方法的异化提供动力和条件，其在量上的累积演变为规模化的法律方法异化；法律方法的异化又是司法资源交易行为实现的有效手段或方式，其规模化所导致的司法方法性腐败又侵蚀着正常的司法机体，诱使具有异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出现，从而使法律方法异化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方法的异化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促进着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司法资源交易行为是指司法资源交易双方基于对合法权益或非法利益的追求，卖方（司法主体）为获取各种权益出卖司法资源，买方（当事人）为寻求法律救济或逃避法律惩罚买入司法资源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易活动。其实质是司法资源商品化，成为司法主体手中的交易标的。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规模化形成司法资源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的非法性一旦得到具有市场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司法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兼顾性原则将逐渐被单纯的市场经济效益性原则所取代，从而形成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种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受各种权益需求的诱惑和驱动，为追求和实现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化，用经济效益性取代在司法领域内处于至尊地位的法律公正性，使得法律丧失其特有的公正属性和主体资格，沦为司法资源交易市场的客体。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极易将人异化为货币的奴仆一样将法律异化为权益的奴仆。
1、3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
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其一，司法资源交易市场永远是卖方市场，卖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场产生之初就具有垄断性。司法资源交易中的卖方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司法权力，在享有国家一定报酬的同时，又通过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从买主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他们凭借司法权力垄断和司法知识垄断无偿从买主手中榨取的“利润”。这种“利润”与其他任何市场中的利润都不同，因为它是以损害法律的正义和人的良知为代价而产生的。其二，司法资源交易者对法律所持有的公平正义信念在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中转化、败坏成为精神商品。法律信念逐渐丧失而成为精神商品较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会的整体法律观念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资源交易参与者对法律观念持有的商品化态度。具体地讲，司法商人 每进行一次司法资源交易，都是一次出卖法律良知的冒险，冒险的收获就是法律良知的价格。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充斥着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其三，在进行司法资源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共同遵守着一些心照不宣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始终隐藏在一些正式的司法管理规则的阴影中，实际承担着分配腐败权力和利益的重任，其实质是交易各方相互默认对方的非法利益，以牺牲国家和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一般说来，根据被损害利益的形态，可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有形利益是指案件当事人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损或丧失的应得利益，它是一种能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短期利益；无形利益是指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到侵蚀和损害的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它是长期的、无形的、观念上的利益，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所有的司法资源交易活动中，作为既得利益者或预得利益者的交易方，为了提高交易的安全系数和成功率，一般都最大限度地牺牲无形利益，而尽量缩小对有形利益的侵害。


2、法律方法异化的基本形态

2、1法律方法异化的案例模式
法律方法的异化一般存在于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现选用以下具有一般性的案件，剖析其存在的基本模式。
某一买卖欠款纠纷案件 中，有债权人甲及其利益代理人 ，债务人乙及其利益代理人。案件基本标的额为2万元 （其中含利润2000元），相关的预得利益 数额为4000元，案件受理费、委托律师费、交通费等法定费用数额共为2000元。该案诉至法院后，债权人甲诉讼请求的最高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4000+2000=26000元，最低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2000=18000元。当该案件由法官A处理时，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以下裁判结果：（1）接受甲的交易条件，满足其诉讼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6000元，简称正常处理。（2）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接受乙的交易条件，满足其不合理答辩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18000元，简称不尽合法处理 。（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调整范围内，考虑到甲、乙双方提出的交易条件，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2000元左右。简称折衷处理 。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一个案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裁判结果存在。确定何种裁判结果并不是由法律方法自身所决定，而是由法官的裁判目的所决定，法律方法仅是置于法官裁判目的之下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一旦案件裁判结果成为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易筹码，对案件的裁判在本质上将还原为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那么，法官的裁判目的便会把法律方法变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手段，最终导致法律方法的异化。正如美国法学家史蒂文.J.伯顿所讲：“当法官基于法律理由而判决时，他们就是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的。然而，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并不能充分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见，一方面案件裁判结果的可选择性，是法律方法异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案件的三种裁判结果来源于三种不同趋向的法律方法，通过三种法律方法可以完成三种不同的交易目的；另一方面正是法律方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法律方法成为交易目的得以实现的杠杆或纽带，使得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的裁判结果得以成为交易筹码。

2、2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法律思维的异化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法律思维一般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以维护法治为目的，根据法律的品性，而形成的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合法性思维定势 。我们知道，法律思维的实质是其思维形式的规范性（合法性），而这种规范性的根据或标准即是法律本身，但事实上，思维的主观性是不可能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思维本身存在着实质与形式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上述定义的必要前提——法律思维就是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合法性思维，很明显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对现实法律思维的真实反映。现实司法中，司法主体的思维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脱节、分离甚至对立，而这种状态大多数并不是以明显的违法性思维定势为表现形式的，总是界于或游离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司法主体的这种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仅根据特定裁判结果的需要去发现法律、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法律思维的异化。
在司法主体的司法态度上，法律思维异化的实质就是司法主体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与案件裁判结果之间的关联发生变异。正如前述案例模式中的三种裁判结果，若不是司法主体与当事人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法官A作出何种裁判结果，都是他正常法律思维下适用具体法律方法而作出的规范性裁判，而不能因裁判结果的不妥追究其司法态度上的任何主观过错。那仅仅是其适用法律方法的见解或技巧问题，不存在法律思维异化的问题。但是，如果裁判结果是法官A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裁判结果是多么的符合法律规范，其适用具体法律方法多么娴熟正确，都不能摆脱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丧失了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而与其个人私利相连接的嫌疑。这种由于特定交易目的存在而导致裁判结果与个人私利相连接的思维模式，便构成了法官A的法律思维的异化。当然，基于司法主体与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思维的异化，虽然以特定裁判结果为追求目的，但不以其为标准或成立要件。
从以上可以说明，当前法学理论上对法律思维的定义是理想的、片面的，忽视了法律思维是由客观化的法律规范与主观性的思维方式两部分构成的。并且，是思维主导法律，而不是法律控制思维，是主体思维的价值取向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而不是法律自身的客观属性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因此，单纯地强调法律思维的法治性，而忽视其非法治性，是不能全面解读法律思维的真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