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侵权法上过错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影响

陈旭东 王增根


　　侵权法理论界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争论多在一般侵权行为领域展开。然而，争论最为激烈的三要件和四要件说，都是在无法否认过错与因果关系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各持己见。事实上，不独于一般侵权行为领域，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中，并非因果关系独领风骚，过错的考量亦难以断然排斥在外。因为，在侵权行为要件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法定免责事由，行为人仍然可以被免除责任，但这绝非仅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尚需结合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全面考察。文章正是基于过错对因果关系认定所具有的渗透性影响，考察因果关系认定中存在的过错因素。

　　一、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侵权行为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历程，已经呈现出从逐步抛弃所谓的传统理论——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到充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态势。因为，在必然因果关系说下，条件与损害之间的偶然的联系便不构成原因，因而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适当地开脱本应归责的行为人的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但是，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往往使行为人难以被适当地免除责任。笔者赞同应当兼采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优点，采用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按照过错责任的要求，有条件地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即，在行为人有过失的情况下，所有那些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事实范围，均可构成法律上的原因，而条件不构成原因。但在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时，条件亦可转化为法律上的原因。

　　推定过错情况下的因果关系。在损害并非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但是否完全由被告所致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为保护受害人利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常采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有关联就认定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需要推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往往也难以证明行为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此时，若行为人不能反证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即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可见，在无法证明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对行为人过错的推定与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实质上合二为一。只要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那么就认定行为或物件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之，只要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就可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

　　二、无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学者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另一类是，无过错责任仅是不考虑加害人过错而让加害人承担责任，受害人的过错仍应当考虑。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弱者的调整规则，使其受到的损害得到充分的救济。但这种法律上的偏惠，并不是以衡平或者补偿的形式出现，而是借助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则进行，与责任相连。这就使得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方面要回避对于过错的考察，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以过错为基础建构的侵权行为法体系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可谓矛盾重重。因而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很多时候亦实现了对过错的判断。如，在无过错责任领域，原本适用过错相抵来解决的问题被原因力比较所替代，这实际上是以无过错责任为名，行过错责任之实。可见，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非主张加害人无过错也要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主张加害人不得以证明无过错而免责，此时，亦无需再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只要是损害发生的条件，都可以作为引起损害的原因加以苛责。加害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而必须通过证明有法定免责事由才能免责。由是观之，表面上无过错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实则法律是以有无法定免责事由,确认加害人有无过错，在加害人无法定免责事由时,法律默示地推定加害人有过错。

　　三、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通说认为，第三人或受害人的过错将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因果关系中断是指侵权行为发生后，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发生了介入原因，使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原本存在的因果关系产生被阻隔的效果。例如不可抗力、第三人的故意行为等通常被认为可以使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规则，第三方过错的介入并非必然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一般而言，第三方的故意行为将导致原有因果关系的中断，对于第三方的过失行为，若对最后损害的发生该第三方有重大过失，则原有因果关系中断。同理，当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受害者主观上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原加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发生中断效力。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由于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启动晚，加上执行难的问题反制了对执行乱的监督，因此不仅不认真履职的不作为现象时常存在，且滥用职权的乱作为现象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其中拘留措施的乱用就是其众多现象之一。

不当拘留的现象

法院在民事执行工作中，对不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应当给付的标的款物或有意逃避履行的当事人，法院可以依法拘留。法院可用于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有人身方面和财产方面，拘留是剥夺人身自由的人身权利方面的强制措施，虽然时间上一般只有十几天，却是这些强制措施中较严厉的一种，如果过于滥用拘留措施，以拘促执、以拘代执，不真正依法律程序执行，就会对执法公信力、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按照法律规定，被执行人应按要求报告财产情况，执行人员也可先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可供执行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变卖等强制措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省略了这些程序，只通知被执行的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否则就采取直接抓人拘留的方式，逼被执行人履行，是否有无履行能力都一概不与分别。这种滥用拘留措施的做法，不仅会造成当事人双方矛盾激发，也加大了与执行人员的对立情绪，反而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无论是从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执行的效率着想，事实表明，一味地滥用拘留措施并不能产生好的执行效果。由于因拘留引起的情绪对立，如果拘留期内被执行人还是不肯履行或不能履行，拘留过后执行人员还是要再来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以及对可供执行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进行执行和解，人为地增大了司法成本。滥用拘留措施，不按法律程序执行，也有悖文明执行、和谐执行，文明办案、和谐执法是执行工作必不可少的。

不当拘留的原因

在执行措施的使用上，随意拘留被执行人，其指导思想是把拘留看成是尚方宝剑，认为威力大，效果好，随意使用，而不愿意做繁琐的调查和细致的说服工作。出现这种情况，其思想根源一般表现为：其一，是先入为主，把被执行人看成是假想敌，不抓人拘留不为快，或者动不动以拘留相逼，态度野蛮、粗暴，搞成对敌斗争一样；其二，是执行人员往往把被执行人哪怕是稍微有点不配合，理解成藐视法院执行人员，恼羞成怒，不抓人关人感觉不解恨；其三，是图省事，直接用拘留的方式来逼被执行人履行，不管是否有履行能力，不去对其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和对其财产采取执行措施。

应当纠正的问题

最高法院曾就执行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发出过紧急通知，一般而言，多为对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妨害或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及其他人员采取拘留措施，或者是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的，但已经把拘留演变为多用来对被执行人进行“逼标”，即不走其他程序而直接用拘留逼迫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这显然有违法律精神。

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因执行而对被执行当事人进行拘留，当事人因此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对于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置，针对具体问题，书面或口头提出纠正意见，防止把对拘留问题的申请监督拒之门外。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可建议法院撤销拘留。对担保人的拘留，如果发现是法院设套引诱担保人担保的，应立即予以监督纠正。

要避免滥用拘留措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执行，把好程序关显得尤其重要，对凡是没有按照执行程序做到位的，一般以不拘留被执行人为宜。对于本来就判决不公，被执行人对判决又坚决不服，而多方控告又没有得到纠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拘留被执行人方式进行强制执行，不仅会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凡被执行人已经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最高法院有过的司法解释精神是：如果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可能有实体处理错误的，或者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均不得逮捕。虽然这里面不是指的拘留，这一规定应当认为仍然有效，对于单纯的“逼标”性拘留，应受到这一精神的约束。当事人已经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已经立案的，在这期间对该当事人是不宜进行执行拘留，否则会使被拘留的当事人对司法的理解造成思维上混乱，同时也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可能会降低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有关法律的有效实施。



（作者：江西省湖口县人民检察院 饶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