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围绕人民群众新期待
提高控申检察法律监督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七大对检察工作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久前相继召开的全国、全省检察长会议，对检察机关围绕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做出了具体部署。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公正”成为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控申检察作为检察机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倾听人民群众新诉求、新期待的重要窗口，在检察机关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控申工作是检察机关执法的最后一道关口。在侦查、批捕、起诉等诸多环节中和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中出现冤错案件后，最终都需要在控申部门执法工作中得以纠正。从这一点看，控申部门在严格执法，加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对控申检察工作围绕人民群众新期待、提高法律监督能力谈几点认识。
一、近年来临邑控申检察工作的几点探索
(一)强化控申检察软硬件建设。一是强化控申检察组织保障。为了切实提高控申检察工作的规范化程度，院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检察长人组长，分管副检察长为副组长，靠上抓具体工作，控申、自侦、刑检、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办事机构设在控申科。领导小组提请院党组研究制定了《涉检信访、举报接待处理办法》，形成了各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责任到人、限时办理的工作机制。二是不断加大接访“硬件”设施投入。相继投资12万元，高标准整修了接待室、接访室和公开听证室，购置了电子触摸屏、液晶电脑，设置了公开接访电子显示屏，安装了电脑自动受理系统，开通了举报网站。三是健全信访联系机制。检察长亲自出面协调，与公安、法院、信访局等部门建立了横向联系机制，在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聘请了26名联络员，不断加深信访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坚持每周检察长接访和预约接访，全省检察机关涉检信访集中整治专项活动期间，检察长全天候接待群众来访，对群众来访提出的问题，能够当场 解决的，当场予以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均给予热情耐心的解释答复，并落实到责任人限期办理，取得了较好效果。如2006年5月26日，德平镇西关村22名群众不服法院对村支书儿子故意伤害一案的判决结果，打着横幅到检察院集体上访。检察长明确表示，查清问题，限时反馈，使上访人当场打消了越级上访的念头。后经检委会研究讨论，认为法院一审量刑畸轻，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判决后，这起集体群访案件再没有出现反复。
(二)强化全国文明接待室创建工作。一是坚持“八不承诺”。在不断加大硬件设施投入的同时，要求办案人员用情办每一起案子，真诚对待每一位来访群众，真正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复、人要息诉、事要解决”。为此，我们郑重作出“八不”承诺：即热情接待不冷落，便利群众不怕难，一视同仁不歧视，有访必接不推委，热情服务不厌烦，严格纪律不泄密，公正司法不徇私，践行承诺不护短。二是创造性地开通了举报“绿色通道”，畅通控告申诉渠道。与邮政部门联合向全县公布，凡在临邑辖区内向检察院举报犯罪的信件，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举报信”二字，不用贴邮票，免费邮寄。三是建立接访工作“征求意见卡”，真诚接受群众监督。来访者可对接访人员的态度是否热情、言行是否文明、提供咨询是否明确、回答问题是否细致、处理结果是否满意等一一填写在卡内相应的栏目内，并可对接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来访者感觉当场有所不便，可带回去填写，然后用我们事先贴好邮票的信封直接寄给检察长。自1997年以来，临邑县院已两度蝉联“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称号。
(三)强化创新涉检信访机制。实践中，我们依靠不断创新机制，走出了一条息诉罢访的新路子。一是尝试推行了与上访人签订《停访息诉协议书》制度。在检察院调查期间当事人停访停诉，检察机关承诺尽快调查处理。去年9月份，省院转来高检院关于王敬满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函件。我们首先接触上访人，与其签定《停访息诉协议书》，然后马上责成专人处理此案。经调查，王敬满与当村干部的亲兄弟常年不和，进而发生殴斗，均致对方轻伤。公安机关以情节轻微，双方互有损伤为由没有立案。检察长与法院取得联系，由王敬满提起自诉，法院同意受理，王敬满愉快地接受了处理结果。二是诉讼手段与非诉讼手段并用。2000年，四川籍打工妹屈晓华在临邑打工期间与厂方发生纠纷，温州藉老板拒不支付2000元打工钱。由于屈晓华不懂法，错过了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一审二审都输了官司，最后到检察院申诉。鉴于生效判决并没有不当之处，老板已到上海发展，我们就通过温州商会临邑分会会长作工作，屈晓华终于领到了拖欠5年之久的血汗钱。三是举行听证会，通过公开听证处理申诉案件。如农村妇女李庆玲1999年9月因阑尾炎术后肠粘连，将医院诉诸法院，但无钱作医疗事故鉴定，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院的调解，花费了6000多元的医药费只得到1500元的赔偿。因为手术造成的后遗症需继续治疗，医药费用不断增加，她不断向省、市、县有关部门上访申诉。我们在受理案件后，认为已经时过境迁，事实确实无法认定，就组织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专业人联合召开听证会，李庆玲对听证结果表示信服，决定罢访息诉。四是实行案件跟踪回访制度，彻底解决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的发生。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家庭困难，有的受其它案件的影响，有的是受他人的唆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工作中不是一息了之，而是坚持回访考察。如我们对李庆玲回访考察时，与县卫生局领导的多次协商，共同捐资5000元帮助她度过难关，该村村民十余人鸣放鞭炮，送来“扶弱济贫，恩情似海，人民公仆，永暖民心”的锦旗，表达感激之情。五是试行律师参与接访，协助罢访息诉工作。通过检察长出面争取、协调，检察院与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合会签了《律师参与控申检察接访制度》，由县司法局指定二名律师参与检察机关的接访，为上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一方面律师可以为上访人找到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减轻上访人的讼累和国家机关的负担；另一方面，律师作为上访人的代理人，他们对案件的分析容易被上访人接受，有利于缓解上访人的敌对情绪，做好上访人的说服教育工作。
二、加大办案力度，切实发挥执法监督的职能作用
（一）进一步提高对控申办案重要性的认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方式就是办理案件，因此，办案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任务。控申部门是检察机关内设的一个综合性的业务部门，担负着重要的执法职责。控申办案工作既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充分发挥控申部门的职能作用的主要渠道。控申部门应以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主线，突出重点，狠抓办案。以办案促执法，以执法促公平。通过办案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办案履行监督职责，防止错捕、错诉现象的发生；通过办案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
（二）抓办案工作要把案件质量放在首位。从多年的实践工作看，申诉赔偿案件比较复杂，工作难度很大。多数案件经过几次复查，许多证据已时过境迁，事实难查，证据难取。有的案件在处理上涉及很多部门，处理难度大；有的案件虽然已做出纠正处理的决定，但善后工作很难落实。控申案件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办案中要有一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精神，不管怎么复杂，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涉及到多少涉案款项金额，都要依法公正处理。依法公正就要落实在证据上，有些案件虽经分析推理，原办案并没有错误，但落实到证据上时却又难以认定。对待这类案件也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该纠正就要纠正。要树立较强的监督意识，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要多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促进工作开展。要研究新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在办案工作如何增加透明度上下功夫。可以运用听证会、公开程序等方式，让申诉人和申诉人周围的群众了解我们处理案件是公正的、合理的，以增强群众的信任感。只有这样，办案工作才能提高质量，办案工作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要突出办案工作的重点。一般情况下，对于控申管辖的案件，应做到件件受理，案案复查，按照办案时限正常办理。但对于一些情况特殊的案件，应该有所侧重。如检察长接待的案件；领导交办的案件；申诉人长期上访得不到解决的老户案件；重要刑事赔偿案件等。检察长接待日的接待案件，一定要办好。目前，人们对检察长接待日寄予很大希望，如果不及时依法妥善处理，检察长接待日就要失去作用，人们对检察机关就会缺乏信任。因此，应该重视这类案件的处理，做到件件有结果。对交办案件和老户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应采取一定措施，抓紧办理，力争彻底息诉。控告申诉部门受理、办理案件重点是检察机关已做出决定的案件、这类案件，凡属受理范围的，都应受理，并应依法迅速办结。
要依照法律规定和高检院的有关规定加强初查工作。按照高检院的规定，初查是控申举报部门的一项办案任务。控申举报部门应积极地开展初查工作。初查必须按照初查范围进行，不应扩大初查范围，应注意初查方法，加大初查力度，对于检察长批准的初查线索，应认真进行分析，选准初查方向，制定详细得初查方案，提高初查成案率，保证初查效果。
关于案件管辖问题。一是服刑人员刑事申诉案件。这类案件，高检院已经明确划归控申部门管辖，应切实担负起来，研究这类案件复查的方法和程序，需要抗诉的，应与法院搞好衔接。二是是不服不立案案件的复查工作。办理不服不立案案件应按照高检院的分工，一律转侦查监督部门办理，这是高检院的一项新规定，应加强与侦监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定相应的办法，使这类申诉案件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三、在控申检察工作中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适应检察工作新形势的需要，也是维护和保障群众切身利益，解决涉检信访息诉工作这一现实问题的需要。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处理涉法上访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窗口，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妥善处理各类信访问题，最大限度地做好息访息诉工作尤为重要。
（一）落实宽严相济要以公正执法为前提，从源头上预防缠访、越级访的发生。在司法工作中，宽严相济并不是法外施恩，公正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公正的目标首先要严格执行法律，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除了严格执行法律之外，在执法方式方面要更加透明、更加公开，公开和透明是彰显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方式。分析重复访、越级访问题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执法不严，宽严相济体现不充分，信访人认为司法机关对该追究责任的不了了之，不该认定犯罪的认定了，办案程序当中有不合理、不合法之处。或者是该解释说理的一推了之，使信访人对案件处理结果不认可。这些问题，信访人在基层办案单位得不到解决或长期得不到解决，只能通过缠访、越级访解决问题。有些上访案件，从案件本身的处理来看，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由于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程序或者处理结果不理解，导致不停地上访。因此，在息诉息访工作中首先要以公正执法为前提。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执法的公开性，以促进当事人对办案程序以及案件处理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在源头上预防缠访、越级访的发生。
（二）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建立和完善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制度，体现宽严相济的公平性。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当中关于被告人人权保障和无罪推定等法律规范日益完善。如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法律将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选择。但如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息诉息访工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实当中，部分案件的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处理得不好，不仅体现不出刑事诉讼的目的和社会公平性，而且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随之就会带来申诉、上访等问题，进而影响案件的处理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建立和完善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制度。一方面完善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国家对被害人救助的制度。听取被害人意见不仅是针对其中一个诉讼环节，而是在整个诉讼环节当中都要加入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规范。被害人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案件中，一般情况下除了要求赔偿之外，还会要求对被告人提出定罪判刑的意见，抗诉意见等。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经济责任，这是被害人的权利，也是刑罚的目的之一。如果被害人的意见于法无据，要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并同时告知其他相应的救济权利。建立国家对被害人救助的制度，不仅仅是对被害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更是刑罚公正性的体现。在刑事案件当中，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一种事后补偿，要等到判决生效后才生效，并受到被告人支付能力的限制。在此过程当中，如果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得不到国家正常渠道之下的相应救助，可能会加剧其受害感、加重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建立被害人求助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基本权利、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体现，是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力保障。
（三）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应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尽力促成刑事和解结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是在控申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精神和落脚点。即对犯罪的人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给犯罪人以出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具体而言，对于七类案件（涉及犯罪预备、中止、未遂、自首、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特别是对因生活无着落，偶然发生的侵财性轻微犯罪；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因亲友、家庭矛盾引发的轻伤害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属于被害人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诉讼不是为了制造新的矛盾，更不能激化矛盾，而是为要着眼于解决矛盾，尽可能消除矛盾。在控申检察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要注重通过和解、调解、赔偿等方式，促使犯罪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有效地消除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检察院王健 刘宗胜 刘凤珍

目前医疗纠纷的法律误区与思考

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


当前，我国的医疗纠纷逐年呈上升趋势，根据2000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医疗纠纷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第一位问题。一方面，医院对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患者对于目前的医疗纠纷解决颇有怨言。相对于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当前的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明显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医事法律教学实践和医疗纠纷诉讼的实务经验，拟对医疗纠纷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4］ ?望新闻周刊，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2000年12月4日第49期，第24页
［5］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570页
作者简介：欧运祥，男，33岁，东南大学法律系医事法律教研室讲师，南京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通信地址：邮编210096，南京市四牌楼2号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