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直属单位，中省直有关部门：

　根据近期国家和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精神，现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的《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组织机构及主要任务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二00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讨 论 稿)

　　为快速、有序控制和扑灭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黑龙江省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黑龙江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进一步修改完善《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如下：
　　一、应急工作原则
　　总原则：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应急工作要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方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及时发现，快速反应，严格处理，减少损失。
　　1、强化领导，分级负责。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突发高致病禽流感疫情的应急工作；疫情应急处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扑灭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和《全国高致病禽流感应急预案》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根据突发高致病禽流感疫情级别，对突发的应急实行分级管理。
　　2、快速反应，高效运转。各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突发疫情的各项应对准备，储备充足的疫苗、防护服及封锁、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所需的设施设备。根据需要建立应急预备队，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一旦发生疫情，要做出迅速反应，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控制和扑灭疫情。
　　3、预防为主，群方群控。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监测及预防预报。同时，加强防疫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防范意识，依靠群众，全民防疫，动员一切资源，做到群防群控。
　　二、疫情确认和分级
　　（一）疫情确认
　　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疫情报告后，派出2名以上专家进行现场诊断；对怀疑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采集病料送省兽医卫生防疫站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可确认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对确认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派专人将病料送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实验室做病毒分离与鉴定，进行最终确诊；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最终确诊结果，确认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标准》确认。确定人感染后，立即启动《佳木斯市突发人间禽流感疫情应急处理预案》，做好综合防治工作。
　　(二)疫情分级
　　根据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类。原则上按照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严重性和紧急程度，从重到轻，国家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划为四个级别：即I、II、III、IV。I级疫情(略)，II级疫情(略)，在我市范围内最高疫情为III级，最低为IV级，具体如下：
　　1、较严重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III级疫情)
　　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在全市行政区域内有2个以上县(市)发生疫情，或疫点数3个以上，或高致病性禽流感种毒发生丢失。
　　2、一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VI级疫情)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1个县(市)行政区域发生。
　　三、监测与报告
　　（一）疫情监测
　　监测机构由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国家在我市设立的动物疫情测报站和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组成，设动物疫情测报员，在乡村动物防疫组织内设疫情报告员，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快捷联通的疫情监测网。各级监测机构应按照国家、省和市下达的监测任务以及当地动物疫病的流行规律，制定高致病性禽流感监测方案，认真执行疫情监测制度和操作规范。各级监测机构要对所辖区域开展经常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对种禽场、规模养禽场、畜禽交易市场、屠宰场，以及从国外、市外引进的禽类定期进行重点监测。每次检测的比例不少于1%。对家禽发生的每一起疫情，必须及时采集样品进行禽流感的检测，并保存备份样品，初步诊断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要送样到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确诊。
　　（二）疫情报告
　　严格执行疫情报告程序，实行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在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关键时期，虽然没有疫情发生，各县（市）、区每日14时前必须将零疫情报告表传真到市兽医卫生防疫站；市兽医卫生防疫站于每日15时前将零疫情报告表传真到省兽医卫生防疫站。发现可疑疫情后，要按照疫情报告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在2小时内同时上报市和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同时通报当地卫生、工商、商贸、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县以上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要设立并对外公布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举报电话。市高致病性禽流感举报电话：6101826、8311635；电子信箱：jmsxmjsyk@163.com。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可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时，都应立即报告。县级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或发现可疑疫情后，应立即派人赴现场，采取防疫措施，并在2个小时以内同时上报市和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由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确认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向国家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报告内容：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病动物的种类和品种、日龄、死亡数量、临床病变、初步诊断结果、养殖户的生产和免疫接种情况；已采取的控制措施；疫情报告的单位和个人，联系方式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由农业部统一发布，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疫情。
　　四、疫情的控制和扑灭
　　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依照“早期发现、快速封锁、严格捕杀、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的原则，做到统一指挥，通力协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和扑灭疫情。
　　（一）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
　　1、疫点：以染疫禽只所在的场（户）或其他有关生产、经营场所划定；散养的，以病禽所在的自然村划定。
　　2、疫区：以疫点为中心，半径在3公里范围内划定。
　　3、受威胁区：以疫区周围5公里范围划定。
　　（二）疫点应当采取的措施
　　1、捕杀所有禽只，并对所有病死禽只、被捕杀禽只及禽类产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
　　2、对禽类的排泄物、污染的饲料、垫料和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3、对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和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并消灭病原。
　　（三）疫区应当采取的措施
　　1、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对疫区实施封锁。
　　2、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设置动物检疫消毒站，对出入的车辆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必要时，经省政府批准，设立临时监督检查站，执行对禽类的监督检查任务。
　　3、捕杀疫区内所有禽类。
　　4、关闭禽类产品交易市场，禁止易感染活禽进出和易感染禽类产品运出。
　　5、对禽类的排泄物、污染的饲料、垫料和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6、对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和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并消灭病源。
　　7、对疫区内流出的疑似感染禽只及其产品要立即追回，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受威胁区应当采取的措施
　　1、对所有易感染的禽类进行紧急强制免疫接种，建立免疫档案。
　　2、对禽类实施疫情监测，掌握疫情动态。
　　以上对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在当地动物防疫机构的监督下实施。
　　（五）解除封锁
　　疫区内所有禽只及其产品按规定处理后，进行严格消毒，经过21天以上的监测，未出现新的传染源，经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审验确认后，由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在疫情处理过程中，要完整详细地记录疫情应急处理全过程，存档备案。
　　五、各级疫情的应急措施
　　确认为一级疫情，启动市级应急预案；确认为二级疫情，启动县级应急预案，全面部署疫情的控制扑灭工作。指挥部和办公室的有关人员要亲临现场指挥，紧急调拨资金、药品、疫苗、人员等，并组织督促落实应急防疫各项措施，迅速扑灭疫情。市级指挥部要立即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疫区，督促指导疫情扑灭工作，并及时向省指挥部报告。
　　六、保障系统
　　（一）组织保障
　　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处理工作由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分工负责。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防治组、监管检疫组、保障组、科技组、宣传组。各组和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按照《佳木斯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关于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人员组成及主要任务的通知》规定执行。
　　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按照《佳木斯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规定执行。农垦、森工、林业、司法部门做好本系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疫情扑灭工作。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驻地人民政府，做好疫情控制的应急工作。
　　（二）资金和物资保障
　　各级财政要保证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防治工作所需资金。疫区禽只捕杀补贴、免疫接种疫苗补贴等资金按国家规定，需要地方匹配的资金要保证及时足额到位。各级指挥部办公室应指定相关生产企业，储备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处理所需的疫苗、诊断试剂、消毒药品、消毒设备、防护用品、封锁设备设施等物资，资金由各级财政解决。应急药品和储备物资由各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管理调配。
　　（三）技术和人员保障
　　1、市设立高致病性禽流感临床诊断专家组，市兽医卫生防疫站、市动物检疫站、市动物防疫监督所、各县（市）、郊区畜牧局等单位专家组成。专家组负责提供控制和扑灭疫情的技术决策建议和现场诊断，其诊断结果作为现场处理的依据。
　　2、各级指挥部办公室组建高致病性禽流感处理预备队。预备队组成人员包括兽医行政官员、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公安人员、其他方面人员。预备队按照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具体负责实施有关疫情处理工作。要对预备队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提高对疫情的应急处理能力。
　　七、其他事项
　　（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建立高致病性禽流感科普知识宣传网络，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实行群防群控。
　　（二）在疫情处理过程中，要始终做好群众的思想安抚工作，稳定群众情绪，防止引发不安定因素，对受灾的养殖单位和个人要按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减少损失。
　　（三）对在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和扑灭工作中，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参加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应给予适当补助和保障津贴；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四）对瞒报、缓报、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的；对擅自发布疫情消息、造谣惑众，造成重大影响的；对在疫区封锁、染疫禽只捕杀、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中执行不力，造成疫情扩散，引发严重后果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应急预案根据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态势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定和补充。
（六）本预案由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指挥部办公室设在佳木斯市畜牧局。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二00五年十一月九日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