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律师分类

韩荣营
从事律师工作十几年来，笔者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律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有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者有之；混天了日，当一天律师撞一天钟者有之；不学无术，道貌岸然者有之；沽名钓玉，欺世盗名者有之；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者有之。为此，笔者产生了给中国律师分类的想法。
从律师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道德品质，即律师的价值取向上来看，律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专家学者型。这一类律师均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大都是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学术权威。在某一法学领域有较高的建树。这些律师大都是兼职律师（象田文昌、钱卫清等专职律师例外），是高等院校的教授。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律师工作，利用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知识，通过从事律师工作发现问题，为完善法律法规、改革司法体制奔走呐喊，为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做贡献。他们不仅是律师界的栋梁，也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他们从事律师工作的目的既不是为了钱，更不是为了权，而是为了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做贡献。
二是准专家学者型。他们从事律师工作的目的是把律师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值得为之而奋斗终身。他们大都有极大的热情，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有敢于仗义直言的精神。这一类型的律师一般只服从事实和法律，不服从任何权贵。这一类型的律师一般存在于工作8年以上，中级以上职称、品德良好、稍有学术建树的律师中。由于他们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经验积累上，尤其是在影响力上，都和第一种类型的律师有一段距离，因而笔者把他们称为准律师。他们是专家学者型律师的摇篮，也是律师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将发展为第一种类型的律师。
第三种是商人型。他们干律师的目的是挣钱。众所周知，惟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律师尽管不是以挣钱为目的，但这一部分律师从事律师工作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是在法律领域里做生意的人，甚至于他们考取律师资格的目的就是为了金钱。他们不把律师职业作为一门事业看待，而是当作赚钱的一个砝码看待。律师只是他们赚钱的符号，他们是披着律师外衣的商人。他们考虑的不是事实和法律，更不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赚取金钱。因而他们通常采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案源，向法官行贿，给介绍人提成，在社会上结交一批狐朋狗友，拜上一些仁兄八弟，通过各种关系拉案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案源就是金钱。至于案件办得如何，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这批人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于如何出庭也不知道，一谈收入眉飞色舞，一谈法律倍感生疏，一谈案件质量就心里发慌。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受市场经济影响太深，根深蒂固的金钱意识作怪，再加上律师制度的不完善所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部分人目前在律师队伍中不是少数。
第四种是讼师型。其典型特点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迎合当事人。他们不管案件事实，也不管法律规定。只要是委托人的要求，一律许诺予以满足。甚至于同一案件的原被告找他，他都会许诺胜诉。在法庭上，他们不讲法律，更不尊重事实，只拣委托人听着高兴的说，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往往是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不懂法律的人一听，这个律师水平真高，内行人一听全是胡说八道。一旦官司败诉，他们把责任全推到法官身上，法官水平不行，法官受了对方当事人的贿赂，法官和对方当事人有亲戚关系等等；挑逗当事人上诉，说自己和二审法官有某某种关系，保证胜诉。二审败诉以后，他们又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二审法官一样，鼓动委托人申诉。总之，只要有一个案件，他们就会纠缠到底。这种律师的目的，说穿了就是利用律师的身份骗钱。
第五种是地痞、流氓加无赖型。有人会问，律师中也有这种人？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十几万律师中，有这一类型的人不足为奇。他们是律师中标准的、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残渣余孽，同时也是人类的败类。这种律师在社会上结交甚广，和黑恶势力勾结，有的成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有的就是黑社会的头目。他们利用法律知识，为违法犯罪出谋划策，为逃避法律制裁奔走呼嚎。他们只忠实于自己的主子，不尊重事实和法律，甚至亵渎法律。他们往往和一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勾结起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种律师的价值取向既为了钱，又为了权。尽管这种律师在律师界中微乎其微，但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必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坚决予以清除。
单纯从律师的收入上来分，目前中国的执业律师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富翁型。这种律师具有十分充足的案源，接不接案、接什么案完全能够由自己决定，收费多少也完全由自己决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这种律师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著名学府中。他们大都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办案经验，熟练的办案技巧、敏锐的反应能力、雄辩的口才，是律师中的精英。他们大都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中大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诉讼中声名显赫。这一类型的律师主要存在于前述专家学者型律师中。不过这一类型的律师极少，可谓是凤毛麟角、雪泥鸿爪。
二是大款型。有人会问：富翁型不就是大款型吗？——非也！大款比富翁，如同土山鸡比金凤凰。富翁是指靠正当途径致富，而且拥有相当数量财富的人，是褒义词；而大款是贬义词，大款是指靠不正当途径、甚至于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大有穷人乍富，伸腰拔肚之势之人。这种律师主要是靠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取得案源，即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明确禁止的和应受处罚的方式取得案源。把律师事业作为纯粹商业，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人。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前述商人型律师中。
三是小康型。这种律师案源稳定，收入稳定，有比较固定的客户群，他们不用为寻找案源而发愁。尽管律师业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每月收入也不均衡，但这些律师收入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而且每年都有增长的趋势。和同行相比，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其他行业相比，也悠哉游哉，不亦乐乎。这种律师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靠自己的工作能力站稳脚跟的，绝对不是靠歪门邪道拉案源的。他们一般把律师职业看成值得一生追求的事业，把名声看的比金钱重要得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脚踏实地地为当事人服务，因而拥有愈来愈广阔的法律服务市场。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准专家学者型律师中。
四是温饱型。这部分律师案源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但整体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生活。这种律师主要存在于从事律师工作不久的律师中；也有的是从事律师工作很长时间，没有多大发展潜力的律师；还有的是看破红尘，不愿与司法腐败为伍，确实又才干非凡的律师。目前这种类型的律师在执业律师中占多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律师体制的弊病，司法腐败的影响，律师事物所分配制度问题，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中国无法形成的危害所造成的。
五是贫困型。这种律师整日为生存而奔波，但仍然吃不饱。他们的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在贫困线上挣扎。这种律师主要是刚刚从事律师工作的；或者是在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无法取得较高收入；还有的就是宁愿饿死，也要同司法腐败抗争到底的。《中国律师》曾经报道过我国东部某省律师因无法维持生活愤而辞职承包山林，西部某省律师因同司法腐败作斗争，成为当地有名的败诉律师，因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事例。目前中国贫困型律师的人数不少，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重视。

论无权处分中权利人承认的效力

孙 毅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应当区分无权处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来分析无权处分承认的不同效力。权利人对无权处分的追认可以使处分行为有效。处分之前向买受人作出的承认具有单独行为的性质，对出卖人作出的承认是处分权的授权行为。
关键词：无权处分； 追认； 承认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6-005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地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这一条文中明确使用了“处分”这一概念。并对无权处分“追认”效力作了总括性的规定。然而，追认的对象究竟是订立合同的行为还是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权利人追认的意思表示将在无权处分人与处分相对人间产生何种效力?这都是值得明确的问题。
本文所谓“承认”是指认可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法律行为，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单方意思表示。对已经发生的法律行为的承认是事后行为，称为“追认”。追认是一种辅助性行为，使欠缺要件的待辅行为效力完整。对即将发生的法律行为的承认是事前行为，性质比较复杂，既可能是一种授权行为，又可以是处分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在无权处分的场合，合同订立之后到处分完成之前，权利人基于某种考虑往往也同意处分结果的发生，所以，权利人对即将发生的无权处分的承认，也有研究意义。
一、“承认”在外部关系中的效力
无权处分涉及权利人、无权处分人、相对人三方法律关系主体，较为复杂，所以应当将涉及相对人的外部关系与权利人和无权处分人间的内部关系分离研究。以下以动产买卖为例进行分析。
（一）处分完成后追认的外部效力
所谓“处分完成”并不是指就该动产的买卖签订了买卖合同，而是指完成了交付行为。买卖合同在当事人间只产生债法上的负担，属于负担行为。交付完成之后，始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可见，处分是一个物权法上的概念。即使我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有物权行为，［１］也不能忽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别。这就是“区分原则”。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概念区别源于德国民法理论。正如梁先生所论的：“从德国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讨论民法的完善，当然是在这个基础、这个传统之上进行完善。”?［２］所以我们在读解“处分”这一法律概念时，不能无视德国法上区分原则的存在。“区分原则”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在我国，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结果的行为整体构成一项处分。即：有效的买卖合同、处分权、公示行为整体构成处分。*
处分完成后追认的意思表示是辅助的法律行为。追认将产生以下法律效果：当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时，追认使买受人合法取得权利，并溯及至标的物交付时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追认使效力不确定的无权处分行为得以发生确定的权利变动的效力。即：追认可以治愈处分权的欠缺。
追认的对象是买卖合同还是处分行为，是一个分歧点。《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是将处分权作为买卖合同的有效要件。因此，《合同法》第51条将“合同有效”作为追认的法律效果。另有学者认为，“买卖契约之成立，不以出卖人对于买卖标的物享有所有权为要件”［３］追认与否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因为“处分权”是处分行为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应当以处分行为作为待辅行为，权利人不追认只是使处分无效。致使买卖合同处于履行不能状态时，买受人可依买卖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如果以买卖合同作为待辅行为，权利人不追认就使他人间的买卖合同不生效力。这一制度的价值目标颇为费解。一方面，买受人无法通过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获得救济；另一方面，合同自由、合同信用受到国家意志的不当干预，买卖合同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功能失灵，合同相对性原理也遭到破坏。这种对权利人的救济措施是以牺牲买受人利益为代价的。在救济一种受侵害的合法利益时不应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买卖合同当事人间的债法利益同样应受到尊重。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实有不妥之处。
（二）处分完成前承认的外部效力
就他人之物订立买卖合同但尚未完成交付行为之前，权利人对处分行为的事先承认是否产生法律效力，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持支持论者多为实务界。认为该项承认的意思表示对权利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1981年台上字第2160号判决认为：“无权利人就标的物，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后，纵经权利人之承认，尚难因此而谓有权利人已变为该买卖契约之订约当事人（但负有使出卖人履行出卖人义务之义务），相对人仍不得径行对之为履行请求。［４］即：权利人的承认使其负有使出卖人履行出卖人义务之义务。持否定论者则认为，出卖他人之物之买卖契约本属有效，无须得权利人（物之所有人）之同意，因此，权利人之承认对该买卖契约之效力，并无意义。此种无其客体、失其意义之辅助性单方意思表示，何以会产生使权利人“负有使出卖人履行出卖人义务之义务”，实难索解。并认为，若使权利人负有合同义务，必须以合同的方式（而非单方承认）完成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契约承担、契约加入之后始可。［５］
笔者认为，权利人对处分行为的事先承认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产生前述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对“承认”属于何种性质的意思表示有不同理解。两种“承认”在法律性质上是不同的。无权处分完成之后的追认意思表示属于辅助法律行为，用以补强待辅行为的效力；处分之前的承认则属于单独行为，用以补强买卖合同的履行能力而非买卖合同的效力。是权利人根据自己的意志为自己设定义务的意思表示。基于该项承认而在权利人和买受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独立于买卖合同的，所以不破坏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将处分之前的承认解释为单独行为是符合权利人和买受人的利益的。首先，在发生无权处分的场合，不能漠视权利人独立的利益追求。权利人认为处分行为若能完成对自己有利，又不想加入到买卖合同关系中或者无法就加入买卖合同达成协议时，作为单独行为的“承认”意思表示正好可以成为权利人实现利益与意志的手段。权利人通过单独行为发生独立的债的效力，不必利用既存的买卖合同，是其功能所在。其次，买受人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权利人的事先承认向买受人作出时，买受人可以合理的信赖该意思表示而行事。若允许权利人于处分完成后对自己的事先承认加以反悔，必然损害买受人的利益。
处分完成前的承认在外部法律关系中产生何种法律效力，应当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若权利人仅作出“同意处分”的一般性承认表示时，意味着权利人希望物权变动完成，是对处分行为本身的认可。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法律效力。当标的物处于出卖人占有之下时，承认意思表示使即将发生的交付产生同有权处分相同的后果。权利人不得于处分完成后以无处分权为由加以否认，不得向买受人行使物上请求权，权利人受承认之约束，这是承认的消极法律效力。当标的物处于权利人占有之下时，权利人应协助买卖合同的履行，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占有。若权利人拒绝交付或因过错毁损其物导致交付不能，买受人不能请求权利人履行买卖合同，但可以选择基于买卖合同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基于单独行为的效力向权利人要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这是承认的积极法律效力。该效力的产生基于买受人对承认的信任，所以，当权利人仅向出卖人为承认表示时，买受人没有向权利人请求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易言之，承认向不同的主体作出形成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使处分行为有效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二、“承认”在内部关系中的效力
（一）处分完成后追认的内部效力
处分行为完成后，无权处分之出卖人与权利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的关系。权利人的追认行为虽然弥补了处分权的欠缺使处分有效，但该追认行为并不是处分权的授予行为。正如德国学者拉仑兹（Larenz）教授所论：溯及力效力所涉及者，仅系法律效果（使处分发生效力），无权处分之事实不因承认而变更［６］。即便如此，追认行为在内部关系中亦有意义。因为追认意思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权利人与出卖人间债的性质发生变化。即：以所有权换取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的债权。
当买受人是恶意相对人时，因不能善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以，权利人仍然拥有所有权。无权处分人虽然受有利益，但权利人无权利损失，所以不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种场合，权利人经过追认使处分有效，便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实务中，权利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无权处分人返还不当得利时，可以认为是以推定的形式追认了处分行为。也即权利人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物的返还请求权的选择中放弃了后者。但是，考虑到这种选择对权利人来说具有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性，所以必须强调法律救济的有效性。只有当权利人获得不当得利给付判决时，法律才能推定其作出了追认表示。
权利人也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行为而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当无法找到买受人向其请求返还或者无权处分人未获得利益时，这一请求权更有意义。但权利人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
（二）处分完成前承认的内部效力
处分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出卖人可以取得处分权或得到权利人的同意，这样，将要发生的处分就成为有权处分。但是，取得处分权或者得到权利人的同意一般都是需要对价的，这就决定了权利人和出卖人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易。一般地，出卖人在支付了处分权对价之后，于买卖合同中仍有利益可得时，才会发生这种交易。所以，内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往往是由权利人与出卖人双方的合同来决定的。该合同构成授予处分权的基础关系。仅就承认表示而言，若向买受人作出，则属于单独行为，不对出卖人发生授权的法律效果。若向出卖人作出，则属于授予处分权的单方法律行为，产生使将要发生的处分为有权处分的后果。
处分权的授权行为与代理权的授权行为不同的是，代理权的授阳使代理人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完成代理行为。即使是间接代理也是被代理人承受代理行为之后果。处分权的授权是使处分人得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之权利，权利人并不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承担合同的利益或不利益。所以，即使不向买受人出示授权，也不影响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合同权利。
权利人仅向出卖人作出承认表示，没有就对价达成合同的场合，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该承认也发生授予处分权的效力。此即授权行为的无因性。是否存在基础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当权利人和出卖人间存在委托合同、补偿合同等基础关系时，如果出卖人完成处分行为后，不向权利人支付获得处分权的对价，即可构成违约。权利人可以基于合同主张权利。无基础关系时，由于权利人事先的承认表示改变了无权处分的性质，处分结果不违背权利人的意志，所以，对有权处分无法向出卖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权利人只能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出卖人返还所得利益。当买受人不给付价款使出卖人没有得利时，权利人既不能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也不能直接起诉买受人违约，若出卖人怠于向买受人主张价款债权，权利人也无法行使代位权。其影响可谓重大。但在出卖人有过错，请求权发生转化的场合，则属例外。例如，由于出卖人的欺诈使基础关系被撤销或不成立，权利人可以基于出卖人的过错请求损害赔偿。总之，无基础关系的处分权授权行为，除非出卖人（处分人）有过错或构成不当得利，否则只能由权利人自担风险。
　　在基础关系不成立的场合，为使权利人得到救济，有人主张推定在权利人和出卖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以隐名代理关系来解释无权处分承认后在权利人和出卖人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出卖人为权利人的间接代理人。这种推定虽然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但是，等于剥夺了出卖人在买卖合同中的利益，强迫出卖人与权利人之间订立了一个将自己的可得利益转让给权利人的合同。使权利人获得了本应在谈判中获得的利益，有失公平。除非当事人已经作出这种安排，否则，法律不应代替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整齐划一地以隐名代理、委托等来推定当事人间的关系。如果把权利人在没有基础关系的情况下作出承认无权处分的表示视为一种冒险的话，“风险自担”是这种情形下的最好的处理原则。
三、结论
无权处分中权利人承认的意思表示究竟有何种效力，不是直接通过法律的逻辑推理就可以简单得出结论的。有一些理论前提是基于法律政策预先设定的。如：尊重权利人的意志，即使在无权处分完成之前的承认也应赋予其效力；“承认”是否有效不以基础关系存在为必要；因承认在权利人和出卖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首先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等等，都属于这种理论前提而非法律逻辑推理的结论。这种法律政策的考量重要的是对不同主体的利益要求加以权衡取舍。在商业交易发达的当代社会，买卖他人之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保护交易安全尤其是动态交易安全、注重买受人的利益同时兼顾权利人与出卖人的利益是这种经济背景下的法价值取向。基于这些理论前提，可以作为结论得出的是：1、权利人对无权处分的追认可以使处分行为有效。买受人即使不属善意第三人也可以取得所有权。但在权利人和出卖人间，追认行为不能改变无权处分的事实。2、处分行为完成前的承认向买受人作出时，是一种单独行为，分别情况产生消极和积极的法律效力。3、处分行为完成前的承认向出卖人作出时，是处分权的授权行为。授权行为欠缺基础关系时，除非出卖人有过错或构成不当得利，否则只能由权利人自担风险。?
参 考 文 献

[1] 梁慧星．我国民法上是否存在物权行为［Ａ］．民法学说制例与立法研究［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2] 梁慧星．关于制订中国民法典的思考［Ｍ］．人民法院报，2000-2-5.
[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制例研究，第5册［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3-73
[4] 同前注．第4册［Ｃ］．137—161．
[5] 同前注．第5册［Ｃ］．87—89．
[6] 同前注．第2册［Ｃ］．110．